硅谷具有使命感的亿万富翁们精神世界里的深层分裂，就是他们作为资本家和企业家所遵循的资本逻辑和他们创造未来的硅谷式乌托邦信念的矛盾。
五年前的2016年，我曾采访过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他也是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技术探索公司（SpaceX）的重要投资人。新的空天时代正悄然而至，国家间的竞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理解马斯克成就的源泉。
与他的朋友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马斯克相比，彼得·蒂尔初次到中国要晚一些。但这位亿万富翁和风险投资家对中国已有自己的认知。在他的新作《从0到1》里，他把中国定义为“绝对悲观主义者”——未来将奔向明确的方向，个体却充满对不确定性的悲观。他说，他的结论来自于“对中国动荡近现代历史的理解和储蓄率数据的分析”。他在书中判断：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
二月末的北京，他很快淹没在中国式互联网创业语境的漩涡中。投资人、媒体、创业者用互联网创富的话语制造出另一场狂欢。如果说彼得的“从0到1”充满着乌托邦的隐喻，是一个历史向度的、进步的、由科技进步来推动的未来，而初创公司则是新科技的诞生之地，那么在中国，创业的语汇则是一场成就个人财富的宗教式集体狂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旧金山聚集了许多面向21世纪的公司
彼得做演讲、访谈和对话，传授自己创业和投资的“秘诀”，被前来膜拜的创业者要求“给测个八字”。这个有着硅谷式野心的人物，似乎就要塌缩在成功学的话语黑洞中。就在他做完一场演讲，阐述为什么垄断而不是竞争才是资本主义的法则，而餐饮并不属于这类垄断行业时，中国的企业家说，中国独特的餐饮文化让这个行业在这片土地上仍有可观的利润空间。
在硅谷，彼得·蒂尔谈论未知的未来；在中国，人们谈论互联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和商机。就像他与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克里斯·拉尔森（Chris Larsen）他们创立一系列互联网支付公司是源于对货币未来的想象，而带着他们的商业模式回到中国的企业家，复制出的则是落地解决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方案。两套话语体系就在这样的鸡同鸭讲中并行不悖。他很礼貌，但也未掩直率。他说，当所有人都在谈论云计算、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和弹性社交时，这些概念就成为他避之不及的泡沫词语。他更看重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而一个伟大的公司解决的问题会将人们引导向未来。
彼得·蒂尔的名气来源于他联合创立的PayPal，他也是Facebook的第一位外部投资人。前者让他在世纪末互联网泡沫来到前完成了第一次个人财富的积累，后者让他创造了6000倍投资回报的传奇。但若仅仅是拥有财富，彼得·蒂尔根本无法让硅谷乃至世界倾听他。人们倾听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技术福音传道者、投资家兼思想家。
他谈论历史、哲学、政治和道德，钟爱奇幻小说和《星球大战》。当他指出我们在计算机科学和通讯领域取得的惊人进步掩盖了我们在能源、交通、生物技术、疾病预防和太空旅行的停滞不前，而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的实际收入几乎原地踏步，财富分配日益两极化的罪魁祸首时，整个发达国家世界都竖起了耳朵。硅谷在比特世界不断创造出巨额的现金流资本，巨大的资本聚集于此。彼得·蒂尔和他的硅谷亿万富翁俱乐部朋友一样，把未来，这个充满了时间指向意味的未知，作为自己的事业，并与对资本与技术的追求结合在一起。
他有一点羞涩，因此显得严肃，公共场合几乎不苟言笑，也没有那种魅力型的幽默感，倒很像一位哲学教授，动辄就扎入到对一个问题的条理性分析中。他努力回答会场所有提问者对不假思索或深思熟虑、愚蠢或高明的创业构想的任何问题，也倾听餐桌上每一位中国投资人对近期互联网圈投资状况的洞察。在硅谷的亿万富翁俱乐部里，他是与现实世界联系紧密的人之一。他到处宣讲他的未来主义“意识形态”，这也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与财富垒筑的超现实生活之墙外面的人学习和交流。
我问，卖掉PayPal后一夜间成为千万富翁，他是否有自我认知彻底重构的经历。他说，他也曾买了一辆疯狂的法拉利跑车，但“那辆车在头1.4万公里就抛锚了很多次，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我把这辆车从自己的体系里剔除掉了”。“一夜巨富很有诱惑力，也很危险，容易陷入到名利场对名望和地位的追逐中，忘记了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一个他喜爱的词，另一个爱用的词是“结构虚弱”。大学时的哲学训练在他的语言中凿下很深的印迹。他露出一口整洁的白牙。当他还是PayPal的年轻创业者时，他的牙齿上排有两颗略微凸出的小尖牙。此后，他的形象就接近于名流——至少，这是他第一次自我认知重构留下的蛛丝马迹。
卖掉PayPal的那一年，也是薛文·舒伯瑞在《美国的挑战》一书里预言美国进入乌托邦社会的时刻：《杰森一家》和《星际迷航》风靡西方，遨游太空成为信念，孩子们的心中装着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等科幻作家的作品，科幻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并最终取代现实。彼得·蒂尔和他的“PayPal帮”朋友们带着巨大财富跨入21世纪，成了好莱坞名流出入的俱乐部里的邻座。就像某种隐喻：硅谷富豪的技术乌托邦与好莱坞的娱乐化科幻叙事形成合流。
当他提问时，他问宏大的、指向未来的问题。他问中国的投资家：
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已经开始出现竞争者。那么BAT（百度、阿里、腾讯）的垄断在未来10年、20年是否可能被打破？这些公司开始因业务交集，不断地捍卫自己的边界，并试图侵入对方的领地了吗？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将如何进化？会有其他公司出现的空间吗？
他告诉我，他在斯坦福时之所以选择本科修哲学专业，是因为他“总是对宏大的世界图景很感兴趣”。这也使他成为一个原则性的长期投资者。他对一些哲学课很沉浸，尤其欣赏法国裔教授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的哲学思想。吉拉尔认为，人类有趋同的欲望，有知识的人总想得到同样的东西，从而产生竞争，这却是各种社会冲突和暴力的根源之一。这种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蒂尔,他似乎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垂直垄断。
埃隆·马斯克评价他：“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拥有不受限制的批判性思维。人们通过类比来思考或随大流。蒂尔则更喜欢以第一性原理来看待事物。”马斯克也是一个根据事物的“第一性原理”来看待事物的人。从创立PayPal起，他们就一直保持着友谊。马斯克后来从无到有地创建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彼得﹒蒂尔是他的投资者之一。
2017年1月4日，SpaceX在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发射基地组装的“大猎鹰”火箭（图｜视觉中国）
一顿饭前，一位斯坦福毕业的中国企业家向蒂尔回忆起自己20世纪90年代在湾区互联网淘金热衷的经历。坐在一旁的蒂尔说：“那时互联网业的情形，就像爱因斯坦所说，‘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复利’。”谈论创业团队时，他说，“我看重他们的史前史”（指他们在创立公司之前的关系模式）。
这令人想起PayPal被eBay收购前，他从与埃隆·马斯克合并的公司中短暂辞职时的辞职信。信里他写道，他为“我们占领世界的计划”昼夜不分地工作了17个月，现在是时候交给更有执行力的团队去做了。他对自己的品性很自知：“我是高瞻远瞩型的，而非管理型的。”他所成立的Mithril投资管理公司，被视为旧金山隐秘又最具影响力的资本之一，其名字来源于J.R.R.托尔金奇幻小说里中土世界的贵金属。另一个估值极高、一直不走向公开市场的安全技术公司Palantir，则是指环王中能够看到一切、穿越时空的水晶球的名字。他相信，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基于鲜为人知的秘密创立的，好企业是改变世界的密谋者。
2月23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在名古屋向媒体展示了新研发的护理机器人，它不仅能将卧床不起者从床上扶起，还能将坐着的人抱起
对一个公司未来的估值，是一个投资人所要做出的最重要决定。他聊到2001年将PayPal卖给eBay的交易。“很后悔，我们把PayPal这个不错的公司以15亿美元卖给了eBay。如果eBay是个好的公司，它当时就可以自己制造出PayPal这样的支付产品，把我们踢出去。但如果它真的是这样一个好公司，我们的利润就是零，交易也就不存在了。”任何一个买或卖的选择，都会在未来的时间里产生资本的后果——高估或者低估。
多年后回顾，蒂尔并不认为那一次卖掉15亿美元淘来的第一桶金就是胜券在握的。“PayPal今天的价值应该是当时的10倍，幸好我在Facebook里的投资增加的倍数要多得多。如果没有卖掉PayPal，也许我反而会做得更差。PayPal里的其他几个核心成员也做得更好：埃隆做了SpaceX和Tesla；里德（Reid Hoffman）的领英也做得很好。还有YouTube。幸而我们用那笔钱做到更好，但这是非常罕见的。”
蒂尔对创立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很喜爱，扎克伯格是他眼中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他回忆起2006年7月扎克伯格拒绝雅虎10亿美元收购邀约的决定。那时Facebook才2岁，是一个有800万～900万大学用户的社交网络，每年大概产生3000万美元回报。雅虎提出收购时，扎克伯格、蒂尔和风险资本家吉姆·布莱尔（Jim Breyer）是董事会成员。蒂尔说：“那时布莱尔和我想拿钱。我的态度稍微不那么坚决。扎克伯格走进会议室说：‘这就是走个过场。董事会会议不能超过10分钟。我们肯定不卖。’”那时的扎克伯格22岁。蒂尔与布莱尔告诉扎克伯格：“你有25%。这笔钱可以做很多事情。”扎克伯格说：“我不知道拿这钱干什么。不过是再开一个社交网站。这个我就很喜欢了。”
2011年11月7日，扎克伯格造访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招募大学生为他的社交网站工作
扎克伯格拒绝大公司的收购，在蒂尔看来，在硅谷历史上是转折性的。“扎克伯格最后说：‘雅虎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想法。它们无法对还不存在的东西做出正确的估值，所以它们低估了。’”这件事让蒂尔学习到如何认识“未来”的价值。“后来，在雅虎的收购历史上，还有另两个公司拒绝了它。一个是eBay，另一个是Google。每个拒绝了以十几亿美元被收购的公司，比如Google或者eBay，后来都价值至少50倍。”
这个存在于创业家与风投家眼中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在蒂尔的斯坦福创业课上，他用他喜欢的《魔戒》中的诗句描述道：
在《从0到1》里，彼得·蒂尔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技术停滞了。科技进步仅仅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而我们在原子世界无所进展，“我们想要一辆可以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他把历史的分水岭划定在了1969年。他说：“那一年，伍兹托克音乐节替换了‘阿波罗11号’登月。嬉皮士文化取代了进步主义。”
他喜欢读未来题材的书，比如薛文·舒伯瑞《美国的挑战》、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洋》、尼尔·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钻石年代》和Cryptonomicon。但他认为，科幻小说相比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衰落了。“1970年的25篇最佳科幻故事选集中都是类似‘带我的机器人朋友月球漫步’这样的故事，而到了2008年，则变成了在由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盟统治的银河系，很多人猎杀行星，以此为乐。”
1998年，蒂尔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创建了电子商务支付公司PayPal。PayPal前职员埃里克·杰克逊（Eric Jackson）在《支付战争：互联网金融创世纪》一书中写道，彼得·蒂尔把PayPal视为将全世界的人从政府发行的纸币不断贬值的陷阱中解放出来的使命。1999年，蒂尔对公司员工说：“我们需要更大的愿景。PayPal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纪念碑似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需要钱——用于支付、交易和生活。纸币是一种古老的技术，也是不方便的支付方式……21世纪，人们需要一种更加便利和安全的钱币，只要有PDA或者能联网的地方就可以估值。当然，美国用户所说的‘便利’对发展中世界来讲是革命性的。很多国家的政府在货币上反复无常。”
在乌托邦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历史阶段，货币形式可以导引出“孤岛”的存在。这个形象类似于马克思在谈到金钱的世界作用时所做出的著名的论断：“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货币的这种孤立地位，使得莫尔设想，在新的乌托邦梦想中，可以将货币从社会生活中全部清除。
当货币的使用在“现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内都极为普遍化的时候，货币的缺席就显得不可思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乌托邦设想将采用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印花、劳动证明、银币的恢复使用等等。这当中没有一种形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乌托邦可能性。莫尔展示出的这个悖论，指出了一条道路，即货币，这个需要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孤立物，既可以被认为是所有罪恶的发端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也能在新的乌托邦社会形式中被彻底消除。蒂尔给员工们的信中写道，他是在为“占领世界”而日夜工作。
乌托邦梦想很快转化成了公司，像一个漂浮的孤岛，但它是无法孤立存在的。回忆当时的现实，蒂尔告诉我：“监管其实已经比我们初创公司时想象得严格很多。那时还不确定PayPal会变成什么，是一个支付服务公司，还是银行。为了面对宽松的监管，就把它定义为支付服务公司。”商业的实际运作也改变了乌托邦的实际模样。
为了促成用户的扩散式增长，PayPal与eBay合作。蒂尔说：“eBay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感到无法解决欺诈问题。所以他们与Wells Fargo银行合作。银行的监管很严格，也不愿意冒险，所以BillPointe成为eBay和Wells Fargo之间合资企业。Wells Fargo为了防范风险，大大牺牲便利性来保证安全性，防欺诈的程序很繁琐。PayPal找到了解决防欺诈问题的方案，但eBay没有。”
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袭击让蒂尔进一步修正了他的乌托邦设想，“网上支付也被视为恐怖主义分子转移资金的渠道，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监管让蒂尔看到了PayPal不可能成为乌托邦的前景，货币是无法被彻底消除的。2002年，他将PayPal卖给了eBay。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反思与质疑当年自己的乌托邦设想。他告诉我：“今天看来，我也不再认为贬值是货币的根本问题了。在这十几年里，抗击通胀在各国都成了趋势。”
另一个乌托邦的事业就是太空探索了。做着星际航空梦的硅谷高科技亿万富翁有很多，他们形成了一个俱乐部群体，被称为“太空极客”和“新太空资本家”。财富级别让他们可以玩卫星和火箭，有钱在得克萨斯、达拉斯和华盛顿州买地做发射基地，也有钱雇用最优秀的工程师和购买价格不菲的零部件。他们坚信“莫尔斯定律”：技术将以幂次方速度更新，价格则快速下降；但火箭业却违背了定律，成本越来越昂贵。他们还有社会理想，要让大众也能获得太空信息，享有太空权。当然，这背后是巨大的未来商业。
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与比尔·盖茨共同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毁灭战士》游戏的制作者约翰·卡尔玛克、老一辈的互联网企业家吉姆·本森和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他们的太空情结与好莱坞相互呼应，斯皮尔伯格、卡梅隆、诺兰等都乐于为硅谷造势。这股力量的崛起，吸收了曾经环绕在政府资助的太空探索壮举周围的能量与热情，也让私人资本进入太空从想象开始变得可能。极客精神进阶到新的层次：硅谷现在要叛逆与对抗的是NASA、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大集团波音公司，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巨型组织的官僚体制。
太空极客对未来的思考有自己的哲学纲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XPrize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主席叫彼得·戴尔蒙蒂（Peter Diamondi）。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丰裕：未来比你想象得要好》的书，是对1967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遥相回应。20世纪60年代，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增长的极限》因此认为，人口的增长最终会导致地球不可承受。
21世纪，硅谷则以它的科技乐观主义宣称，尽管人类历史有灾难兴衰，呈幂数增长的科技却一直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提高着普通大众的生活质量，通讯技术、互联网、人机交互、人工智能，无一不在将过去贵族乃至总统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未来，到2050年，人类的人口总数将接近100亿，对地球究竟能否承受，悲观派与乐观派仍争论不休。而硅谷给出的解决之道是，消除稀缺性，让丰裕变成可能。那些新崛起的亿万富翁和科技慈善家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科技创新、开发、探索外太空，都是通往未来之路。
彼得·蒂尔把这种心态定义为“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他和他身边的硅谷朋友不认为自己属于后现代社会的人——乔布斯倒算是这种消费文化的代表。他们却开启了，或者说回到了某个历史时间点上，要改写对历史的叙述。这个时间点，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认为历史消失的那个时刻。蒂尔抨击这种颓废的心态。
1995年，哈佛大学的数学神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泰德·卡辛斯基在用炸弹对教授、技术专家和商业人士进行了17年的恐怖活动之后被捕。卡辛斯基明显带有精神错乱的迹象，但他的想法却引起了后现代社会的人的共鸣。他认为，“现代人之所以郁郁寡欢，是因为世界上所有的难题都已解决，剩下的不是太简单的问题，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努力追求这些目标并不能带来满足感”。那些颓废派的标志：复古摄影技术、八字胡和黑胶唱片电唱机，所有这些都让人回想起过去——那时人们对未来仍抱有乐观的态度。蒂尔不愿沉浸在这种失去方向感的悲观中，财富给了他很多的自信。他四处呼吁：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相信，仍有秘密有待发现呢？
彼得·蒂尔的好友埃隆·马斯克就是太空乌托邦梦想的践行者。卖掉PayPal后，马斯克很快创立了SpaceX公司，以低成本发射火箭。发射最初遭遇了连续失败：2006年，“猎鹰1号”仅仅发射一秒之后，因为燃料管破裂而失败；2007年，公司再次试射，火箭因为自旋稳定的问题，导致传感器关闭了火箭引擎而失败；2008年，公司第三次试射，这次则因为新设计的冷却系统出现问题而遭遇到失败。外界都认为，马斯克当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果第四次还是失败，SpaceX将无力承担第五次发射。
PayPal帮的成员、Slide和Yelp的创始人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曾用英雄史诗似的语言评价他，是一个“在黑暗中乱舞剑的人。每有疯狂的想法，总想着把它不计成本地做成，炸个2000万美元根本不是问题。他认为历史总是自然地按他的意志前进。现实里，如果碰巧是，那就是传奇；如果碰巧不是，那就是灾难”。
蒂尔的创业者基金（Founders Fund）正是在马斯克第二次火箭发射失败后进行投资的。蒂尔告诉我：“那一次我们投了2000万美元。后来陆陆续续又投了几次，票面价值5亿至7亿美元。”“我不喜欢竞争。投资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人和我竞争，但我不喜欢。不过当我对埃隆进行投资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人对投资SpaceX感兴趣。”
2008年9月29日，埃隆·马斯克在公司观看“猎鹰一号”火箭发射升空（图｜视觉中国）
可是，唯一一个的叛逆意味，就意味着潜在的成功与利润吗？当时看上去，这似乎是一项非此即彼的危险事业。蒂尔说：“也许外界看来如此。但当我们深入研究为什么第二次会发射失败时，却发现，所有的细节都近于完美了，只是在最后一刻失败了。我们当时都相信，很快就能发射成功了。”与外界所看到的一次烧掉2000万美元、必须迫在眉睫地发射成功才可能生存下来不同，蒂尔说：“那时埃隆已经拿到了政府合同，再发射失败10次也没有问题。这为火箭的成功发射铺好了起飞的跑道。”
2004年，小布什总统推出了星座计划，按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退出地球轨道的发射任务，全面转向深空，地球轨道运输则转交商业公司，“商业轨道运输服务”项目（COTS）应运而生。NASA对SpaceX鼎力相助，开放了“阿波罗计划”的部分技术，“猎鹰”系列的“灰背隼”发动机就采用了登月舱下降级发动机的喷注器。NASA还允许它使用测试台架，美国空军也为它提供了发射场地。“猎鹰1号”造出来，SpaceX已经拿到了3个客户的订单，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政府和美国国防部。
蒂尔还看到了SpaceX不为人知的隐藏的价值。“当时的NASA已不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NASA，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官僚化的组织。SpaceX在组织结构上做得最好的一点是，它们把所有的零部件都垂直整合在一个公司中。在美国的其他地方造火箭，要牵涉巨型组织和固定合同商的约束，大合同商、次级合同商，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还受到政府航空项目预算的拖累。SpaceX的组织原则是，每一个零部件都只能由一个公司提供，但你必须是自己制造的，这样你就不会依赖于别的供应商。你可以从商场的货架上购买零件，但必须在内部实现独立的制造，SpaceX因此实现了非常深度的整合。”
如果说，SpaceX发射火箭只是用公司的形式实现“火星移民计划”的第一步，蒂尔则是通过资本来参与这一进程的。但是，他遵从的是资本的利润原则，还是遵循的未来乌托邦的信念呢？蒂尔告诉我，他其实并不喜欢外界把他比作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他觉得自己与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有根本的不同，“我是一个风险资本投资家”。
他说：“第二次失败时，没有人对SpaceX感兴趣，它正处于价值被低估的时候。但我看到了外人看不到的价值。技术都已成熟，是现成的，所做的只是重新组织、数学和财务。看起来危险的一件事，其实成功的概率很高。这既是对未来的投资，也是好商业。”就在蒂尔注资之后不久，SpaceX发射成功，不久它拿到了NASA 16亿美元的订单和其他客户9亿美元的订金。
还有一个成功的秘密，蒂尔并没有主动说出来，那就是他与马斯克都看到了政策会转向有利的方向。SpaceX刚起步时，军火巨头诺斯洛普·格鲁曼曾起诉它所用的枢引擎违反了商业秘密，SpaceX反起诉，认为格鲁曼是在试图延长本已到期的专利，当时这个案子差点冻结了“猎鹰1号”，政府内部很多人也有反对的声音。但之后，政府的订单接踵而来。
2月11日，由Space X公司研制的“猎鹰9号”火箭搭载“深空气候观测天文台”卫星在美国佛州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发射
在资本的复利与乌托邦的未来之间，蒂尔寻求平衡。他并不总选择后者。他并没有投资特斯拉，一项明显通往清洁能源未来的事业。他说：“是很多人们的善意帮助特斯拉走到了今天。”虽然他认为，仅仅在互联网做出创新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我们所实际存在的物质空间——原子世界有所突破，但在蒂尔的商业性投资中，75%还是投向了比特世界，25%投向原子世界。这是他资本逻辑与未来使命之间的平衡点。那25%，代表着地平线上隐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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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本文摘自百度百家号作者：草根观点2021。感谢原创。
能读到这里的读者，应该是对投资都是非常感兴趣，甚至是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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